永乐宫搬迁是世界奇迹

  

为服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进度需要,加速永乐宫文物建筑的迁建工作,1958年10月21日在永乐宫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省文化局、省文管会、永济县、永乐镇、北京美术学院和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6个单位、7名委员组成,永济副县长张仲伯担任主任委员,下设总务、工程两组,分别担任行政事务、材料购置及工程设计施工准备等工作。工作人员有:省管委会3人、永乐宫古籍保养所3人、运城县调来的干部6人及北京古建所劳动锻炼的16人,共计28人,并由五台、洪洞、运城、芮城调来33人(其中技工16人,劳工17人)。具体分工是:总务由付子安、罗辛高负责,事务由王汉文负责,会计由张兆谋负责,材料由耿天义、阎见信负责,施工由柴泽俊、李春江负责,技术指导由祁英涛和陈继宗负责。

1959年3月,永乐宫新址批复后,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国务院决定和分管文物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批示,由国家、省、专署、县、公社5级,组成了“永乐宫搬迁委员会”,本着“既要适宜保护文物而又便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决定了施工方案。由北京文管所负责人王书庄、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景炎挂帅,带领北京和山西古建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400多民工,正式开始了搬迁工程。

工程首先还是从壁画破题。结合土木结构建筑的承重在梁柱的独特性,也是为了首先保护壁画揭取的安全,决定按照先揭取壁画,再拆卸建筑物的拆迁工序进行拆迁。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壁画,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这就是按照人物的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大家风趣地说这是在搞“壁画拼图”的发明创造。但这样必然会带来切割工艺过于复杂,之后的包装和运输就得“一画一包一运”。相当于每一块切下来的壁画都有自己的尺寸,每个尺寸不一样,切割的方式就不一样,包装运输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于总面积1000平方米的壁画来说,这将是个繁复的工作。

搬迁永乐宫,没有任何借鉴,一切都得首创。

没有现成的工具,所有的方法和工具,都是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自创发明”的。割开画块后,如何从墙壁上取下画面呢?他们在割取壁画画块时,要同步预制好与画块相等的木板,也叫壁板,并在壁板一端安装90°的角铁,把壁板靠近画壁的外测,根据墙上凹凸不平状况,用棉花和纸加以铺垫,再将壁板依附在画面上加以固定,让揭取下来的画块由壁板托住放下。

这些工艺,都得在画泥皮的背面操作,割断泥皮与墙壁的联系,使画块依于壁板而被托取下来。

为了鼓舞士气,自加压力,在揭取壁画过程中,他们在大殿门口张贴出“和黄河水赛跑”的标语口号,保证要在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全部完成壁画的揭取任务。就这样,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白天晚上加班干,连轴转,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把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分割成341块大小不等的画块,成功揭取下来,并置放在特制的木架内,破天荒地完成了揭取工作。

说到包装,他们也发明了针对壁画的专门包装工具。因为每一幅壁画尺寸不一,它的包装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是将揭取下来的壁画及时认真地包装好,按画块规格大小用木板装钉,用板夹牢牢固定,再用棉花或木屑、纸包填满箱子空隙,按照编号和修复的顺序妥善存放。迁运时,先要在专门修筑的道路上反复作震动试验,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把捆紧的画框装到卡车上,塞牢车内空隙,又在画块下面垫上5—6个弹簧卡以减轻震动。另外,还要在车的马槽上用钢卡和横杆加以固定,最后用长螺栓上下贯固。行驶时,减低轮胎气压,缓缓前行。

为了解决车厢与地面两米高的落差可能导致对壁画的损伤,大家专门在地上挖了个坑,地面与车厢齐平,车辆先驶进坑内,然后将画面平行装卸。通过驾驶员和搬运工如此谨慎的操作,全部搬到新址的1000余平米壁画,奇迹般的无一损伤。

尽管当时条件十分差,但运输壁画却拥有四辆嘎斯汽车。

当时,面对堆放在库房的一个个大木箱子,迁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又犯了难。从永乐镇到古魏城遗址的新居之间没有公路,没有搬运设备,甚至整个晋南区政府机关都没有一辆运输的汽车,在那个年代,25公里就是一个遥远的路程,况且还要运输如此珍贵的壁画。迁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当时永济县中条山以南刚划归芮城县管辖,接到迁建委员会的请求后,芮城县委、县政府立即号召大王、古仁、城关等公社沿边的村庄、集镇,组织所有民工,现场修路。每个村负责自己地界上的,平整出一条5米宽的黄土道。技术人员带着民工,先用小平车开始运输的实验。这一个来回约50公里,他一大早带上十多个工人,就拉一块壁画,然后实地测验,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保护措施,过桥怎么办,过泥路怎么办,他都一一清楚地记下。这样实地测验一共试了7次,终于测出了一条理想的永乐宫“搬家路”。

但这样的运输效率太低了,根本无法在1960年三门峡蓄水前完成搬运。面对库房里面堆积如山的装着壁画的木箱,院子里拆卸下来的同样堆积如山的建筑材料,既怕日晒,更怕雨淋,大家每个人无不忧心如焚。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了永乐宫原址大门西侧高台上的茶摊前。摊主是一个叫吉厚晨的当地老汉。看着冷清的茶摊,其中一个人和吉老汉搭讪:“你烧的茶水可有人喝?”没想到这句话招来了吉老汉钉钉子一样的硬话:“你不吃凉粉快腾板凳!”两人还纳闷老汉哪来的那么大的火气时,吉老汉悻悻说道:“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就没有好人,把个好端端的宫殿拆成一塌糊涂,又不管搬运的事,多会才能给我们盖起来呀?”

吉老汉哪里知道,坐在他茶桌前的干部,竟是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卫恒。他是在接到拆建委员会的求助报告后,专程下来调研落实这件事的。茶没喝成,卫恒省长二话不说,亲自批示从太原调来了四辆苏联产的“嘎斯小货车”。

经过多次实地测量,迁建委员会已经为壁画的迁移制定了详细的运输守则。壁画不是直接放在卡车上,而是上下捆好弹簧,放在弹簧中间。运输时,卡车的轮胎要放一些气,运输速度保持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341块壁画,搬运整整用了40天。

?让时光倒流,让我们的长镜头,穿越历史隧道,聚焦,聚焦,再聚焦,我看到了恢复三清殿建筑的工程画面,看到了当时的劳动场景和参加建设的迁建员工们的精神面貌。

?——在那椽木结构架起来的直通三清殿殿顶的长长的通道上,往返着步履匆匆的工人;在一层层纵横交错的脚手架间,是各司其职、专注操作的工人们;在地面上,是手展图纸、查证确定各种建筑构件所处部位的技术人员们;还有工人从工地深处跑过来迎接前来探望的妻儿,又有妻子带着孩子挥手目送登上汽车准备出发的丈夫……。

?——这是永乐宫新址重建的珍贵影像画面。当时正值国家处于三年困难年代的20世纪六十年代之初,但是画面上,我仔细端详着被定格的三清殿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虽然没有从建设者的容颜上读出“饥饿”两个字,但是饥饿却一直折磨着多达600多人的建设者们。

?——尽管由于永乐宫壁画是空前绝后的中华瑰宝,受到党中央特别是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尽管国家财力物力十分紧缺,其他建设工程纷纷被迫下马,而为了抢救性保护永乐宫的珍贵文物,工程不但没下马,还从经费等多方面给以保障;虽然是全国性的粮食短缺问题也同样严重地困扰着永乐宫搬迁工地上的人们,但建设工程从未因此延误。

?——“工人们都吃不饱,不用说干部了。”确实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尽管当时全国人均每天只能吃到3两粮食,而从事永乐宫迁建的一线拆迁搬运的工人,每天却能保证吃到1.2斤的白面蒸馍和玉米面窝头。虽然经不住一天里面高强度的劳动付出,饥肠辘辘仍然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们的肠胃,可与在地面上工作的迁建委员会等所有被列为二线的工作人员相比,他们已经很是优待了。因为其他所有工程负责人和后勤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像样的干粮,除了定量很少的杂粮,主要靠吃南瓜加辣子汤,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了水肿病。粮食有数,不可能吃饱。怎么办?吃不饱,瓜菜代。大家就在空地上种上玉米、小麦和南瓜、蔓菁等,补贴大家,想法让勒紧裤带的大家能够尽量少挨饿。然而生活再苦,大家也始终没有放松对工程质量的要求。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打夯机,就是最原始的打木桩,由三个人甩动绳索,喊着掌握节奏的号子,一起用力抛起来,砸下去:“大家鼓个劲哟,嗨哟!”这此起彼伏的打夯声,日夜响彻在永乐宫新址的工地上。

?——榫卯结构是古代建筑的独特结构,几十个单件精巧地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攒攒好似罗汉叠加、繁花似锦的斗拱,形成支撑殿檐的优美结构。但是当把它们一件件拆解下来,可就是成百上千件大同小异的绘有彩绘花纹的构件啊。如何才能把它们记录精确,不至于发生方位上的错乱,对恢复重建至关重要。而在整个恢复过程当中,没有发生一件错失的登记,就可以想象,技术人员工作的细致入微、一丝不苟。

?——一部由祁英涛、柴泽俊和吴克华三位迁建专家撰写的《永乐宫壁画迁移修复技术报告》,从其中那些具体详尽的材料配方数据的罗列,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抽象、乏味、不成文章的枯燥文字中,渗透、隐没着迁建者所进行的无前例可循的研究、探索、试验所付出艰辛的点点滴滴,正是这些点点滴滴艰辛的付出,才换来了今天面貌依然巍峨壮美的永乐宫的屹立,才换来四座大殿里面一铺铺容颜依然完好如初的壁画的展现。诚如这篇报告结尾写道的那样:这一前所未闻的壁画迁移、加固修复工程,揭开了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的序幕。

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壁画富有创举的重大搬迁工程,由于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联合国,而几乎不为外界知晓。与我们的年轻文保工作者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主创新、默默奉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同样进行着一起伟大的搬迁工程,而这个工程,几乎惊动了全世界的目光,几乎集合了全世界古建团队鼎力相助,全力抢救。这便是,为彻底消除尼罗河的水患,以适应20世纪人口大量增加的灌溉与能源的新需要,埃及和苏丹两国政府决定在尼罗河上建造一座新的阿斯旺高坝。如此屏障一样的高坝,必然使上游出现一个大面积的水域。作为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许多重要的古建筑和遗址也将沉入湖底,其中就有以巨像石雕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当时,这一消息令全世界关注文化遗产的人们十分揪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向世界各国发出呼吁,51个国家作出了反应。从1960年开始,专家们对此地进行了40多次大规模的挽救古迹活动:由24个国家的考古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实地勘察了受湖水威胁的地域;22座庙宇经过测定方位和计算,拆散后化整为零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依其旧貌重建。其中最为着名的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瑞典专家提出切割拆卸重新装配的方案,将神庙后移180米,比原址高65米。工程持续4年,耗资3600万美元。今天,阿布辛贝神庙被世人誉为“古代和现代的双重奇迹”,见证的是人类在为保存文明所付出的智慧和心力。

而同样具有“古代和现代的双重奇迹”的永乐宫迁建工程,不但没有引起世界古建专家们关注的目光,而且在国内的悲哀和遭遇,也令人唏嘘不已。虽然因为迁建工作成绩卓着,年轻的专家们曾经参加了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但是当永乐宫于1966年完成迁建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随即被揪回太原单位挨批斗,批斗的理由仍然与永乐宫迁建有关,不过却变成了“为封建残余庙宇保驾”和“搞四旧”。于是,准备以崭新面容迎接世人的永乐宫,也就此匆匆关闭了大门。

文革十年间,永乐宫新址内只留有一个人看守着大门,几乎又回到了被发现之前的孤寂、荒凉当中。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总理专门给芮城邮电局拍电报指示:“永乐宫一定要武装保卫。”县里就对永乐宫实行了军管,这才防止了红卫兵进宫“破四旧”,永乐宫壁画和建筑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听完永乐宫搬迁故事,参观完永乐宫搬迁馆后,美国美术史家约翰弗莱明·休·纳奥激动地竖起大拇指:“永乐宫搬迁工程伟大!中国人民伟大!”

永乐宫的搬迁,无不阐释着搬迁人那种奋发爱国、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操守。我们相信,走进永乐宫新址景区的游客,仰望的不仅仅是其宫殿的巍峨,还有他们对伟大搬迁工程和搬迁人所竖起的高高的精神丰碑!



永乐宫大搬迁.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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